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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煎饼
乔俊文
煎饼是故乡鲁南一带人们的主食,是我魂里不变的基因,是我梦里不灭的记忆。
“蹦,蹦老瓜,吃麦煎饼卷大虾!”这是我小时候唱过的一支童谣。那稚嫩的嗓音里,是孩子期盼的欢乐,也传达着当时的大人们对生活的希冀吧?唱着,听着,人们的味觉、嗅觉都被激活了,最后,连视觉也有了:那散着甜甜麦香的顶上(煎饼中央)微黄的煎饼,那鲜美的红红的大虾……
煎饼的做法似乎并不复杂。把鏊子烧热,将掺得稀稠得当的糊子往鏊子上一摊,“嗤啦啦”一响,就是一张煎饼。待煎饼在鏊子上翘了边,用铲子铲一下,双手捏住,猛地一揭,就成了。
在以前,用来磨糊子的原料可以说五花八门:玉米、高粱、地瓜干、豆渣……听奶奶说,在“大跃进”时,甚至还要掺上地瓜秧、花生秧――最困难的时候,这样的煎饼也并非人人都吃得饱――就是很少见小麦。那时,小麦不高产,一个麦季下来,生产队人均几十斤小麦,金贵得很哪!刚分下小麦的时候,家里还能吃上几天麦煎饼。那甜甜的麦香,什么菜也不要,也能让人吃饱呢!再到后来,就只能烙很少的几张麦煎饼了。这几张麦煎饼,或是给老人,或是给孩子,或是给一家之主的男劳力,各家情况不同,可有一点却一样:麦煎饼和烙煎饼的人无缘。而且,烙煎饼的主妇不但不吃麦煎饼,即便吃其他的煎饼,也总是吃最难吃的头鏊和末鏊――可敬的母亲们哪!
烙煎饼是妇女的活计,也就成了姑娘们在娘家的一门必修课,烙得一手好煎饼自然也成了姑娘心灵手巧的标志。烙煎饼的工具有木头做的持板、竹子做的批子。一个好手,一边照顾鏊子底下的火,一边挥臂摊糊子,烙出的煎饼薄如白纸,受热均匀,顶上微黄,香气四溢。也有两人合作的,一人用风箱鼓火,另一人就更能大显身手了。有本领高的,记得对门一个二姑,不用工具,把糊子团在手上,在鏊子上快速滚动,比用工具摊的煎饼更薄更均匀,可以称得上是艺术品了。
摊煎饼用的糊子,那时是用石磨磨的。石磨磨出的糊子又细又均匀,可是有一条不好:推磨既累人更磨人,转了一圈又一圈,老是推不完。而且推磨总是在黎明时推,这样才不致耽误白天的活计。小孩子被喊起来时,都是睡眼朦胧,常常走着走着,又开始打盹,磨棍就会戳到糊子里。等到屁股上挨了父亲一磨棍,这才醒盹。醒了就两眼瞅着磨盘上的粮食盆。盆里的粮食总不见少,添磨的母亲总是不急不躁,半天才添一勺子。这时,孩子就会埋怨母亲添得慢,生了气,不再看粮食盆了。可不知什么时候,磨停了,孩子仍扶着磨棍往前走,被磨棍着实硌了一下。再看时,盆里已经没有几颗粮食,母亲正端起盆朝磨眼里刷呢。把磨棍一扔,回去再睡一小觉,醒来就可以吃上又香又脆的新煎饼了。
烙煎饼烟熏火燎,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实在是个苦差,可是馏煎饼却是妇女们的乐事。生产队里天天有活,所以起一次大早,烙的煎饼要够一家人吃两三天。新煎饼好吃,剩煎饼就皮条难咬了,要是天热,长点小毛,就非馏不可。馏煎饼要到烙新煎饼的人家,借人家烙煎饼的余热。具体做法就是把煎饼对折再对折,放在人家新摊好的煎饼上,一次可以放四个剩煎饼。新煎饼烙好了,剩煎饼也就馏好了。有时一家烙煎饼,常常有四五家来馏煎饼。这时,是妇女们的一个幸福时光:于烙煎饼的,既助人,又减了寂寞;于馏煎饼的,是一次串门,是一次家长里短的新闻发布会,是妯娌姊妹间的一次精神派对,是枯燥单调生活里的一点调剂。所以,馏煎饼时,是一个一个的来,走时却是一块儿离开,要不是家里人等着吃饭,谁不想再多拉一会儿呢?
现在,吃点大虾,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可煎饼仍是家乡人的主食。麦煎饼已经太平常,反而是过去大家不大愿意吃的杂粮煎饼,日见受人喜爱了。有的人离了煎饼,怎么也吃不饱。客居他乡的游子,在外久了,回到家里,****件事往往就是到母亲的厨房里,在煎饼里卷上一根大葱,再蘸点麦酱,美美地吃上一顿。于是,有些心眼活泛的家乡人,做起了卖煎饼的生意,利润倒也可观,而我们这些远离母亲的人,也可以吃到煎饼了。只可惜,那做煎饼的糊子不再是石磨磨的,烙煎饼也由机器代替了人,那煎饼里总似乎缺少了一点什么……
更让我感到悲伤的是,即使回到家里,也很难吃到母亲亲手做的煎饼了。我和弟弟上学的时候,每次回家,母亲都要烙上两摞小山似的煎饼,回学校的时候,我和弟弟一人背着一座“小山”和小山一样的期望,那份重量,使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烙得多了,母亲练得一手好活,为四邻所称道。可是,几年前,母亲得了脑血栓,万幸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手脚不复有昔日的灵便。前些日子,我们兄弟俩带着孩子回家,母亲亲自下厨,为我们烙了一些面煎饼。那些煎饼,不再是我们认识的煎饼,又厚又不均匀,两个孙子吃得呲牙咧嘴,母亲一脸羞赧。我们兄弟俩,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吃着。我们心里是又悲伤,又庆幸:还有母亲为我们烙煎饼啊……
作者:乔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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