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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流漱石背后的诗意时代 朱传广
《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枕石漱流”的常态跳离成就了“枕流漱石”的诗化意象,更折射出魏晋时代名士的诗意栖居。
《世说新语》虽不是史书,但基本属实。很多人只是把它当做笑话一类的书来看,其实是极大的冤枉。原因就在于所描写的人物个个都稀奇古怪,不合常理,这恰恰是这个时代的特点。美学大师宗白华曾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极个性化、最富于智慧、最富有生命气息的一个时代。鲁迅曾提出过“非汤武薄周孔”的观点。从历史来看,儒家在这个时代是不吃香的,因为政权更替频繁,统治者本身就不忠、不仁,哪里敢再以儒治国,于是提出“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如果把思想比作地球引力的话,那么魏晋时期,儒家虽然表面上是正统思想,但已经失去地球引力的效力,以老庄、周易为代表的“三玄”及佛家思想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引力。这个时代的名士一下子从精神桎梏中跑出来,人格、思想上获得大自由,摆脱礼仪的约束,追求个性的解放、生命的超脱,仿佛全变成了孩子,行为放诞,嬉笑怒骂,显得毫无理性,成为“魏晋风度”。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就把《世说新语》称之为“中国的风流宝鉴”,一言以蔽之,从魏晋开始,中国的文人开始了个性觉醒,文化艺术进入了一个自觉的审美时代。
如果你把《世说新语》当做一部文化史来看,或者一首诗来吟,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的率真超脱和诗性精神。“清谈”是名士的娱乐方式之一,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代表的是高雅的情趣。扪虱而谈也成为风流之举,甚至有位叫顾和的去朝会,进州署之前,坐在车上找虱子,王导的朋友看见了问顾和袖子里面有什么,顾和照旧捉虱子,漫不经心地回答:“这里面是最难推测的地方。”王导的朋友进了州署,向王导推荐顾和做尚书令、尚书仆射。
说起饮酒风流,更非魏晋名士莫属。一则解忧,二则避祸,而更多的是借酒体道,追求生命的境界。阮籍为避祸,摆脱当权者的骚扰,竟连醉两个月。刘伶更是嗜酒佯狂,任性放浪,时常脱光了衣服在家里饮酒。如果有人来,他不仅不躲避,还告诉来人:“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
在礼仪上,魏晋名士更是率性而为,不同流俗,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其旷达超脱、悲天悯人的气度非今人所能比。“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去世后,曹丕带领众人为他举行葬礼仪式,曹丕忽然想起王粲平时最喜欢学驴叫,于是告诉众人:“什么官话、套话之类的东西都不说了,全体来宾一起跟着我学一次驴叫,送他入土为安吧。”一时间,王粲墓前响起了一片此起彼伏的驴叫。而王羲之在老丈人选女婿时,袒胸露腹,躺在东床,好像没这回事一样。老丈人竟然称赞,就是他了。
这种思想精神上的自由和个性上的觉醒自觉,使魏晋文化呈现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在书法上,洒脱飘逸、率真恣情的行书、草书形成独特的“晋韵”。诗歌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开启了唐诗之风,苏轼曾评价说:“质而实绮,瘦而实腴”,“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诗句洗尽铅华,意蕴丰富。绘画上,用笔如春蚕吐丝,似拙胜巧,神气飘然,洒脱飘逸。
魏晋风流虽已逝,其风骨犹存,在当下美感缺失严重的情况下,读一读《世说新语》这本书,体会一下诗意的境界,别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