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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与1938年初沿着台潍公路向临沂进攻,中国军队第40、59军迎头阻击,展开了临沂保卫战。第40军的后方医院设在傅家庄小学及附近的民房里,日军的飞机经常前来轰炸。
3月17日,有3架飞机从东北方向飞来,我在屋门口看到飞机飞到了头顶,只见从飞机上扔下一些像酒瓶一样的东西,呼啸而下,刹那间就是一阵巨响,震得地动山摇,浓烟夹杂着瓦砾碎石冲上天空。
我冲出院子,想找个藏身的地方,倒塌的房屋把我家前面的巷子给堵死了,跑不出去。接着听到了哭声和呼喊声。我前院的王桂华哭喊着:“我的娘啊!”众乡亲和驻军官兵闻讯赶来,先把腿部受伤的王凤伦抬到炸弹坑旁边的空地上躺着,另一些人忙着抢救被埋在废墟里的王桂华的母亲,大家一起用手扒。她头部受伤,额头上有核桃大的一个洞,鲜血直流,不省人事,只剩下一口气。刘宝章的母亲也是同样从废墟中扒出来,她腹部受伤,肠子都流出来了。
戏楼前是我村的中心区,卖熟食的很多。我父亲正在那里卖煎饼,当飞机飞来时,他和绝大多数人都跑到戏楼后面的河边去了。少数人未来得及跑,炸弹就落下来了,当场就炸死了陈祥贞的大女儿、阚德祥的大哥、姓朱的哑巴。在哑巴的尸体旁还躺着一个姓李的卖盐卤的老人,他两条腿被炸断。
前来认尸的家人哭声震天,泪如雨下。阚大哥的媳妇冲到丈夫身边,瘫倒在地,哭得死去活来,悲痛欲绝。有人高声骂道:“小日本,我操你八辈子祖宗,俺老百姓没惹你凭什么来炸俺!”
桥头南大街上,有5个外村的农民被炸死,一个个躺在血泊中,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有4个来买酒糟喂猪的,1个是来担酒的。我家前面****个弹着点,若往后30米,正好落在我家,我和母亲就会被炸死。父亲若是不往戏楼后跑,也会遇难。真是万幸啊!这一幕幕惨景,是我终生挥之不去的一场噩梦。
同年四月一日(农历三月初一)鬼子的飞机又来空袭。我和母亲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就立即钻进了地瓜窖里,飞机发出刺耳的轰鸣声,俯冲、兜圈子、扔炸弹。兜了三圈,扔下了3颗炸弹。看样子日本飞机不是来炸医院的,而是专门轰炸围墙北门楼和东西两端的炮楼等防御设施的,但是都没有炸中。
4月25日(农历三月二十五),鬼子开始从西门进攻临沂城,同时攻占朱陈村,先后派飞机狂轰滥炸,后进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傅家庄离朱陈村不远,只见火光冲天,枪声大作。由于害怕战火殃及傅家庄,全村人都四处逃难。我们一家三口于当夜逃到的孟家庄二姑家。过了十几天,战争日趋紧张,人人惶惶不可终日,感到哪里都不太平,于是又和全家逃往同沂庄一带。逃难在外,颠沛流离,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有一天,东北风呼啸,天上乌云密布,地上尘土飞扬,中国军队往南撤退,鬼子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俯冲、扫射。听说临沂城失守了,人们由恐慌变成了绝望。
仰望夜空见北斗。1938年11月间,一天下午,八路军来到傅家庄,他们穿灰色军装,有男有女。晚上在戏楼演出话剧、唱歌,宣传抗日救国。第二天,突然听到庄外一阵枪声,有人高声喊道:“鬼子来了!”台下老百姓顷刻散去,台上的演员来不及卸妆就撤走了。待我跑回家后,鬼子已从东门进了村,在前街逐户搜查。见鸡就抓,见年轻妇女就追。直到快天黑了,鬼子才乘坐汽车回城里。
南涑河从村子穿过,分成河南、河北两个村,河北是土围子。河南的围墙多半是砖石结构,高有十米,又有涑河与壕沟环绕四周,易守难攻。中心区有地主两个大院,日伪军选中了这个地方,把伪警察所、伪区公所一个鬼子小队置于路西院内,剿共大队在路东院内,共有400多人。从1939年初到1945年9月鬼子投降,傅家庄的老百姓在日本鬼子的铁蹄蹂躏下,苦熬了7个春秋。
日伪军在傅家庄安了据点,老百姓掉进了火坑。日军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什么治安费、给养费、鞋袜费,连打八路军的子弹也要向老百姓要钱,名曰“子弹费”,说不上名的就叫“手提款”。多是派人来要,拿了钱就走,拿不到钱就把人带走。傅家庄北村的张庆文是个老实人,家有十几亩地,一头小牛,就是因为没有当汉奸兵,各种苛捐杂税都少不了他的份。有一次“伪乡公所”陈寿山(解放后被判刑,死在劳改队)带着一个扛枪的“黄皮狗”来到他家,上门要给养,张口就要煎饼十斤。正巧没有现成的,张庆文说:“我这月都交过两次了,放我一马吧!”“黄皮狗二话不说”牵走了一头牛,顶了账。
村中首富陈锡印有良田百十余亩,另有酿酒厂、碗窑各一座,粮足钱多。伪保长陈明辉(建国后被判刑)却不向他摊派公饷,引起村民的不满。陈宪隆编写段子顺口溜:“陈明峰当庄长,陈锡印的公饷不用装。”被保长知道后,训斥了他。陈宪隆只得点头认错。
日伪军貌似虎狼,其实最怕死,见了八路军游击队,不叫爹就叫爷爷。他们住在据点里也觉着不保险,就把原来的涑河挖深,把庄前的拦河坝加高,提高水位。同时,又在庄外从龙王庙经朱家岭至窑北头、从洋桥经北老屯至泉庄、从庄北李家林至岳家旦子村西,沿河挖了三道封锁沟。沟上修公路,两头修炮楼,炮楼周围加木寨。傅家庄成了碉堡林立的“治安村。”
这些浩大的工程,都是傅家庄以及附近村民干的。按每人每月至少10天来计算,共计780天,老百姓两年多的时间白白地浪费掉了。他们规定15岁以上的村民不分男女,都由甲保指派,每家轮流出工,不去就罚,晚了挨打挨骂。
有一天,我去晚了,就被打了两个耳光。在开挖龙王庙这条路时,很费力,从秋天开始直到次年夏天才完工。给鬼子干活都很消极,出工不出力,用磨洋工的办法来对抗。有一次,我们没注意被一个监工的伪军看见了,他大步流星走来,手持一根竹竿,朝着我们猛打,竹竿被打断成三节。李庆远的头被打破。伪军走后,大家都骂他:“这个小舅子不得好死,出门就碰枪子!”人们总结出一条经验:不打勤力,不打懒,单打你不长眼。后来,就指定一个人专盯监工的,来了就干,走了就站,熬到日落下山,回家去吃饭。
1945年8月上旬,一天夜里,庄北边的公路被游击队给扒了,鬼子的汽车进不来,出不去。鬼子把老百姓赶来修路。我们50多人拖拖拉拉的,一个大胡子、戴着眼镜的鬼子,抡起枪托朝我们打来,并指着公路说:“快快的干活,偷来的不许!”中午不让我们休息,也不让回家吃饭,直到下午才放我们回家。晚上,我们还得上围墙打更守围子。
河北村围墙上有12个炮楼,每处4人,轮流上台站岗。台下一间小屋,供打更人避雨。李巡官(东北人,大个子,绰号“大黑狗”)亲自查岗,稍有不满,就抬手打人。他摸了摸陈顺义和胡景玉的褂子都不湿,命令两人跪在地上,相互打耳光。他还用皮靴狠踢,直到两人的脸都打肿了,他才罢休。陈义顺年轻气盛,他把菜刀磨得雪亮,锋利无比,站岗的时候藏在怀里,只等“大黑狗”来查哨,他准备砍死“大黑狗”后就去当八路军。可不知为什么,大黑狗再也没有来。
日伪军大搞所谓的“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强令傅家庄沿街店铺挂日本旗,使用金票即伪钞,禁止用老票(国民党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和北海票(抗日根据地发行的纸币),见了就没收。有一次,剿共大队长秦仲元带人到集市上逐个搜身,把法币、北海票全部没收。伪警察所逐户清查人数,把每一家的人名、性别、年龄、职业以及户主的名字写在一个小木牌上,定在每家的大门上,成年人一律办“良民证”,外出随身携带。利用保甲组织实行“连坐制”,若有谁家私通八路,周围人家都要承担责任。鬼子还实行经济封锁,把日本产的“肥田粉”强卖给农民。老百姓抵制日货,就改用豆油,用火镰、火石取火。火镰、火石、火纸闷成了当地的三种宝。
日军为侵华所需,搜集民间的钢铁,派“黑狗子”上门去抢。孙奎仁因家里没有铁,陈寿山就把他家做饭用的小铁锅给拿走了。村里老百姓把挂灯用的铁钉都交了。老百姓对小鬼子恨之入骨,民怨沸腾。当地流传民谣:“日本鬼卖凉粉,打了罐子赔了本,坐火车别了腿,坐轮船沉了底。”另一首民谣:“爹吃鱼,娘吃蟾,日本鬼子这就完。”当时,凡出嫁的姑娘回娘家时,都带上面鱼和蟾这两件礼物,既表达了孝心,又祈祷日本鬼子快完蛋,人民享太平。当时,面食户都改做面鱼和蟾这两种食品,而且供不应求。
岳家旦子和殷家旦子也都组织起了民兵,他们装扮成赶集的人,端掉了伪军的岗哨,夺取了枪支。小鬼子和伪军都很害怕,有一次鬼子去偷袭岳家旦子,遭到民兵顽强抵抗,没有得逞,在回去的路上,把杜家旦子烧光抢光。日军处心积虑地想报复岳家旦子。1944年冬,日伪军倾巢出动,袭击岳家旦子。民兵们凭险据守,激战5个多小时,毙伤日伪军十余人。
1945年,人们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天亮了,傅家庄解放了,人们纷纷跑出家门,来到了大街上。不见了小鬼子和伪军,只见鬼子的一条狼狗还在到处奔跑,人们纷纷追打着,那狼狗也没有了昔日的疯狂,被堵在围墙里打死了,就在7年前鬼子的飞机炸死5个村民的地方,连同它的主子一起完蛋了。
(李玉章 口述 连德梓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