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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收音机
我的父亲只读了一个冬天的书,却早在1957年就参加了工作。
据父亲说,在一次村里分粮时,由于父亲口算又快又准,被乡里的干部看上了,便用在乡里干事。从此便算是参加了工作。
那时,父亲是我村唯一的干部,所以每当父亲回家时,总会来些年长者与父亲攀谈,问这问那,父亲也侃侃而谈,把外面的事情讲给他们听。
1970年春季,父亲买了一台春雷牌半导体收音机,这是我们村****台收音机。只要父亲回来,我家便更热闹起来,到了晚间我家总是挤得满满的,炕上坐不下,就在地下蹲着。父亲总是先打开收音机,然后继续与他们的相互攀谈。
收音机就放在我家的炕中央,父亲很严厉,谁也不让碰的,因为它有方向性。我们小孩子是为看稀奇的,所以总围在收音机的最前面。年长的也似乎听不懂什么,总与父亲攀谈社会上的新闻和趣事,并不在乎收音机存在。
但每当有大家熟知评书台时,大家便鸦雀无声了,都在静听着收音机里精彩的说书,听完后总还要七嘴八舌议论一番才肯相继离去,有时他们会走的很晚,我便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父亲一走,我家便又冷清下来,村里的一切也像死水一般。
每到晚上,母亲便守在煤油灯旁,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给我们讲故事,(那时我们称“道古今”,也许是“道古经”)讲的****的就是“傻女婿”和“狐狸精”的故事。为此每到天黑我们就不敢出门外了,生怕碰上吊死鬼和屈死鬼,有时讲到害怕处,我便身不由己地往后炕挪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每晚要求母亲给我们讲故事听。
母亲没有文化,她的故事主要是在村里劳动时听别人讲的,然后回来再讲给我们听。
大概也就是在这年冬天,村里又有新鲜事,各家各户都要安装有线广播,还给村里发了一部电话。电话好像是白给的,但好像村里从未用过。安装广播都要个户掏钱,虽然不是很贵,但多数老年人都不愿意这份花钱,但慑于上面的政策都花钱买了。
由于长途电话线就经过我村,而且广播线也在电话在线,所以我们村的接线很简单,拿一根较细的铁丝,在铁丝的一头拴一块小石头,找一个准投好的人,对准长途线用力一掷,便与长途线挂住了,铁丝的另一端与村里的广播线一连,这便是天线。喇叭有两个线头,一条与引来的天线连接,另一条与事先埋好在地里一根铁丝(地线)连住,有线广播就会按时开始广播,地线埋的越深或倒上些水,喇叭的声音就会更大些。
有线广播县里播出的,每天早午晚各播出一次,早晚都播新闻,午间是文艺节目。虽然都能听到了,但真正听的人很少,大多数家庭都把它当闹钟使用,广播不会响就像自家的钟表坏了,缺失的只是准确的时间而已。
自从有了有线广播,村里人对父亲的收音机便冷淡了很多,来人也少了很多,但父亲仍然很珍惜他那台收音机,经常随身携带着它。
过了一年,也就是1971年,乡里架设了广播专线,全公社也普及了有线广播,这次改进我们可以听到公社里的声音,为此每当广播完时,大家都要摒住呼吸静等一会儿。因为召集队干开会呀,公社公演电影呀,还有其它个人通知呀等等公社都是在这个时间通知的,为此人人都只关注这一时段通知。
不久村里也买了一台三用机,据说有了它能播放村里的广播,但一直没用(可能没有功率放大设备和充足的电源),常在我们学校放着。偶尔村里开会时,人们便用它听一听可怜那几张唱片。
我很喜欢那台三用机,因为它比父亲的收音机功能多,而且好玩得多。但父亲还依旧很喜爱他那台的春雷牌收音机,常背在身上边走边听。
转眼到了1977年,那时我已是高二学生了,有一天,突然听说我们学校买回电视机了,我们很兴奋。当晚学校便请专业人员进行调试安装,前来观看的还有很多当地群众,但最终没能调出图像,大家都扫兴而归。第二天专业人员自制了很大的天线架子,图像很快就被调出,虽不很清晰,但我们很兴奋,因为这是我****次看到的电视机及电视节目,当是我们看的正是中央频道审判四人帮的特别节目。
从此父亲的收音机我就再也不感兴趣了,但当时电视社会上很少,大的机关里都没有,为此父亲对他那台已经很旧的春雷牌收音机仍很珍惜。
转眼又到了1985年,父亲离休回家已两年了,我也中专毕业分配了工作一年了。在我的鼓动下父亲花钱买了台金星牌黑白电视机,我家又热闹起来父亲,为了满足前来观看电视的村民,在夏季的晚上父亲常把电视搬在院里去看。那台收音机也从此退居了二线,但父亲出门还使用它。收音机那破旧的皮外套早已是缝了又缝。
到了1991年,我也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父亲已年过七旬,我把父母都搬回了县城居住。我又买了彩色电视机,但他那台收音机还能收听,只是自从回到城里后杂音很大,常见父亲打开收音机叹气。不久这台收音机便彻底压了老柜退了休。
突然有一天,我那倒蛋的儿子在父亲的柜子里发现这台收音机,待父亲发现时,已被儿子弄坏了,再也不能收听了,父亲很感到完惋惜。这台不能收听的收音机便从此又被抛弃在床底下,再也无人问津了。
现在父亲去世也6年多了,那台破旧的收音机虽然不能收听了,但我却一直保存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