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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也是庚子年。老辈人说,庚子年多灾多难。那一次让我赶上了。
那个庚子年,也就是1960年,我刚六周岁。现在六周岁的孩子,或者上小学,或者上幼儿园大班,正是幸福得蜜汁一般的年纪。而我,那时候却被饥饿所折磨得面黄肌瘦。
那时候的事情,由于年龄太小,大都忘记了。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一件事就是,我有过一次严重的大便秘结,肠道堵塞,拉不下来,憋得肚子疼痛难忍,害得父亲背着我,跑路十来里,到镇上卫生院,找医生灌肠。
我清楚地记得,那次大肠秘结的直接原因,就是吃荆籽儿吃多了。
所谓荆籽儿,就是山坡上的灌木类植物荆树结的籽儿。成语披荆斩棘中的“荆”就是这种植物。荆籽儿,黑色颗粒,有硬壳,壳中包裹着一小点儿果仁。吃起来,味苦涩,难咀嚼。吃下去,不易消化。
这么难吃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吃它?原因很简单,就是肚子太饿了。童年时期,生活给我留下的最深刻记忆就是饥饿。这场饥饿和吃食堂饭紧密相连。
对于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吃食堂饭是人生经历中消不去的梦魇。大跃进来了,中国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允许一家一户自己生火做饭了,都要到公共大食堂了吃饭了,饥饿也随之而生了。
我影影糊糊记得,刚开始吃大食堂饭的时候,母亲拉着我去食堂买饭,那里大簸箩中堆积着白面馒头,堆积着香气扑鼻的油条,很是吊人胃口。
不过这种景象在我的记忆中仅仅是那么一闪,很快就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供应严重不足的糊涂饭。记得有一天傍晚,爷爷带着我去中街食堂买饭,不知什么原因,食堂的大饭锅底部被搅饭铲子捅出了窟窿,锅底漏了,一大锅饭哗哗哗地流进炉渣坑。为了出炉渣方便,炉渣坑口都是开在食堂外面的,人们排队买饭正好在炉渣坑旁边。看到食堂的饭漏到炉渣坑里了,于是大家就开始从坑里抢饭。爷爷挤抢着用粗糙的陶瓷饭罐从坑里舀了大半罐,便拉上我,提着回家了。晚上,我们全家把这从炉渣坑里抢来的半罐饭,沏上从黄菜缸里舀出来的黄菜汤儿,每人喝了一碗,就算一顿晚餐。
说到黄菜,就是自家浸渍在大缸里的酸菜。每年秋天,生产队收白菜萝卜的时候,会把萝卜叶子和白菜外面的老帮子,弃置在地里不要,因此饥饿的人们,便把这些弃置不要的烂菜叶子,捡拾回家去,洗净,切碎,后在大缸里,饥饿时,用来充饥。这也是一种自救方式。我家每年都要放上一大缸,一小缸,甚至还会再加一个小口坛。
就在那个庚子年前后,大灾荒像大跃进一样,迅速地笼罩着整个中国大地。饥饿的味道不好受,是要想法解决的。那时上级提出了“瓜菜代”的解决办法。但是,天灾加人祸,去哪里找瓜菜代呀!我记得,那时地里的野菜、树上的叶子,都被人拿来充饥了。甚至我家宅基地里老榆树身上的树皮,也被人剥去做饭吃了。为了活命,人们只好千方百计寻找能吃的东西。用玉米包做成的淀粉,从山上采来的荆子,都成了人们的果腹之物。为了抵抗饥饿的折磨,我一把一把地嚼食荆子,于是就有了大便秘结、肠道堵塞的严重后果。
那年月,肠道堵塞的人很多,大便拉不下来,人们相互用棍子往下剜的现象很普遍。我被大便憋得难受,肚子疼得直哭,父亲也让我撅起屁股,用小棍一点一点往下剜。但是也许我秘结得比较严重,粪便根本到不了肛门口。无奈之下,父亲背起我,急急忙忙地向公社卫生院奔去。
公社卫生院在镇上街东头的一座民房里。院子很深,门口是药房,前院是门诊部,中院和后院是住院部,以及医院职工的住房。父亲把我背到卫生院之后,我不记得接诊的医生是谁,只记得这个医生简单地询问了情况,便对着上房大声喊叫:“毛志学,快来给人家灌肠。”这声喊叫的急切和响亮,深深地嵌入我的脑海里,至今仍然清晰。
接下来的灌肠手术如何操作,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通过肛门往大肠里灌肥皂水,使秘结的大便得到润滑,顺利排泄。危机解除了,父亲就带着我离开卫生院回家了。
灌肠是“三年自然灾害”在我的人生记忆中留下的最深刻的烙印。和它能够相提并论的是附近村庄里的一个老中医给浮肿病人开出的一个治病处方:白面丸儿,包豆馅儿,鸡蛋花面疙瘩冲服,炒白菜心引子。
那年月浮肿病人大多,我爷爷奶奶的腿都肿得明晃晃的。这都是饥饿酿成的恶果。饿出来的病,当然只能是用食物来治疗了。所以,那个老中医用这种包含着黑色幽默的处方,来表达自己对这种饿出来的浮肿病的无奈。
一转眼,60年过去了,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的饥饿痛苦,在年轻人看来,那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传说。我们这代人之所以絮絮叨叨,不愿忘怀,是因为世事沧桑,人事无常,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样的大饥荒还会卷土重来。我们固然期望这世界永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和平安宁,岁月静好,但是我们还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多少有点危机意识。
但愿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大饥荒永远不会再出现;即使出现了,整个社会充足的粮食储备,也可以将危机轻松化解,从而使饥饿之苦成为****的传说。我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