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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魁(1912——1990),是担任安头村党支部书记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党员。他出身穷苦,爱憎分明,敢于斗争,一心为公,工作积极,作风踏实,不计得失,生活简朴,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好书记。
在二十余年的支部生涯中,他经历了无数次的艰难困苦与曲折,正是这种磨难,锻炼造就了他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安头村****次解放。在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土改中,杨瑞魁、杜本元一马当先,敢打敢冲,带领贫雇农斗地主,分田地,把土改工作搞的扎扎实实。鉴于杨瑞魁、杜本元等人的积极表现,被上级来人秘密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来。1946年,杨瑞魁担任了安头村首任党支部书记(当时不公开党员身分)。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挑起了内战,发动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争的硝烟也弥漫到了安头村的上空。1947年1月,国民党唐庄乡乡队长木柞人李洪亮一伙还乡团歹徒,趁黑夜窜到安头村,将杜本元之弟杜本茂一家三口、杨国栋一家三口,杨瑞魁之妻、胡春元之妻、孟宪启之母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家属及其子女等9人强行抓走,连夜押送关进李庄牢狱。敌人的机关枪正对着牢狱的大门,人人都被戴上了手铐,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敌人天天要杀要刮,威逼家属们交出自己的亲人。这些身陷囹圄的家属们,面对敌人的恫赫威逼拷打,英勇不屈,无私无畏,怒斥敌人的罪行,表现出凛然正气。
临沂县武工队得知此情况后,对还乡团的报复行为恨之入骨,决定采取同样手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将还乡团头目的家属抓住,以你杀我亦杀,你放我亦放的斗争策略,针锋相对,最终迫使敌人不得不将我方被抓人员放回,取得了营救的胜利。敌人的绑架,关押恫吓,并没有让杨瑞魁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害怕,相反,在以后的土改、自卫反击战和生产自救及支前工作中,杨瑞魁更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敢打敢冲,毫无畏惧。
1949年,新中国成立,杨瑞魁继续担任安头村党支部书记。翻身解放了的安头人,欢天喜地,载歌载舞,欢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初期,安头人怀着对安定幸福生活的喜悦,对新生活的热爱,在杨瑞魁为首的党支部的支持下,在热心安头文化人的努力下,使安头文化有了长足发展。不但从郯码一带请来了响名的京剧名角窦全安来安头村执教京剧,并且在安头村秧歌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深受老百姓欢迎的安头村京剧团。安头村的许多中老年人及青年人都争相学唱京剧。一时间,安头京剧团搞的红红火火。为了支持剧团活跃农村文化,抢占农村文化阵地,50年代之初,在经济困难拮据的情况下,在安头村党支部的大力支持下,村里又拿出万元钱款,派专人到徐州、苏州等地购置戏衣行头,有力地支持了剧团的发展,增强了剧团的实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旧政府留给新中国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破烂摊子。安头村的形势也跟全国一样,生产落后,民生凋蔽,生活艰辛,社会上各种邪恶势力伺机兴风作浪,不安定因素随时都可能暴发。面对这样的局面,以杨瑞魁为首的党支部一班人,齐心协力,紧紧依靠贫雇农狠抓阶级斗争,镇压反动势力,优先发展农业生产,不断改善民生,不忘农村文化阵地,稳扎稳打,步步推进,使安头村落后的面貌很快就得到了改观。到1953年,安头村到处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走集体化的道路,是农村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杨瑞魁身为党支部书记,始终紧跟形势,紧跟上级部署,大力宣讲集体化的优越性,努力推动集体化的进程。在1957年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1958年,又在杨瑞魁的引领下,安头村积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由褚墩乡、丰山乡、蔡村乡联合成立的政社合一的褚墩人民公社,带领村民走上了集体化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人民生活逐年得到提高。
1964年开始,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1965年,上级派遣工作队进驻安头村帮助搞“四清”。工作队进村后,重点抓两件大事:一是抓阶级斗争,搞四清查;二是抓农业生产,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杨瑞魁身为党支部书记一把手,一方面积极投身四清运动,主动引火烧身,自觉洗澡搓灰,努力配合工作队的工作,使安头村的四清工作稳步推进;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农业学大寨,整改农田的生产劳动。杨瑞魁既要擘化,又要身先士卒,带头实干,作出表率。现今村庄北部老堰崖一带平坦如坻的农田,就是那个时期削高填低整平的,为后来的畦田化种植奠定了基础。之后,又在村北修建了长达千米的石渠,实现了水浇农田,增产保收。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从城市到农村,到处都掀起了“文革”高潮。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安头村开始是大破“四旧”,不准唱老戏,演出帝王将相封资修的剧目,戏衣行头全被付之一炬,后来逐渐发展为“八大”和“六大”两派,借批“走资派”之机,两派针锋相对地互斗。杨瑞魁作为党支部书记,自然成了两派批斗对象。有一次,胡X元让杨交代罪行,杨不交代,胡就大打出手,把杨反剪双手吊起来,拉上梁头,用棍子打,肋肞都被打断了,真是残忍至极。1968年,安头大队的“八大”一举夺了大队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安头大队革命委员会,杜元、乔启先、郭振远任革委会主任。从此,杨瑞魁靠边站,没了权。被剥夺了党支部书记权力后,杨瑞魁并没有因失去职务而消沉,相反,他仍不忘初心,仍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遇事坚持原则,在大事大非面前,态度鲜明,从不含糊。村中治安良好,平安无事。
1970年“文革后期”,杨瑞魁再次当选为党支部书记,他对自己要求更严,事事带头,克己奉公。有一天,安头管理区徐洪全书记找到他,对他说,现在有一个上大学的指标,希望能让他的子女有一人去大学深造,机会难得。安头村是周边十里八乡文化较为发达的村庄。知识改变命运。能有上大学的机会谁都想去。杨瑞魁也深知这里面的好处,但他没有把这个难得的名额留给自己的子女,而是主动让给了其他贫下中农的子女去上大学。杨瑞魁就是这样,一事当先,总是先人后己,从不为个人私利考虑。
在二十余年的支部生涯中,杨瑞魁三上三下,不愧为基层党的好领导,好干部。1990年,杨瑞魁不幸身染重病,猝然离世。安头人永远怀念这位一心为公的好书记,好党员。